霍亚的七十二松

凤凰网    作者: 陶短房    2008-11-27 19:37:13

周三夜10点30左右，印度最大城市和商业、金融业中心孟买骤然响起阵阵枪声和爆炸声，据后来的报道，一群恐怖分子在孟买南区豪华的泰姬玛哈宾馆、奥布罗伊宾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孟买中央总站等至少7个重要地点，对密集的人群进行了“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袭击”，导致至少80人死亡，250多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称，一个此前毫不知名的伊斯兰组织“德干圣战者”宣称对此事负责，一些印度媒体也开始“例行公事般地”揣测其与邻国巴基斯坦是否有关，如此惊人的恐怖事件引起的恐慌则在这个南亚最大都市中蔓延，各种谣言不胫而走。

孟买是印度的经济和金融枢纽，南亚最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地位举足轻重，而印度又是“金边四国”之一，国力蒸蒸日上，防务实力更是其最足自豪的一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踌躇满志的印度领导人还忙着折冲樽俎，和G8的首脑们周旋，全世界还在认真地谈论，新兴的印度将在重建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印度人还在热烈地探讨自己的新导弹、新航母、核潜艇与战斗机计划，夸耀着对月球的首次撞击，兴奋地展示本国海军在索马里沿海反海盗的“赫赫武功 ”，希望让全世界尽快感受到印度“大国的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用兵于千里之外、耀武于九天之上的新兴大国，却无力保护自己最大都市的平安，这无疑会令印度社会产生巨大震撼和强烈不安。

类似的恐怖袭击在印度并非破天荒头一次。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近年来多次发生各类恐怖活动，造成过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今年9月14日，首都德里人烟稠密的中央购物区康诺特广场先后遭到多枚炸弹袭击，导致至少20人死亡、90人受伤；电子产业中心班加罗尔、西部城市艾哈迈德阿巴特、斋浦尔等重要城市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连环爆炸案，造成重大伤亡；孟买本身也遭到过更严重的恐怖袭击，2006年7月，在一系列针对上班高峰火车的炸弹袭击中，将近190 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就在前不久，据媒体透露，恐怖分子已公开威胁将袭击印度的重要目标，所谓空穴不来风，如此众多的预警、前鉴，本应让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做好防备。但此次通过CNN的实况播出，全球看到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孟买：装备最普通AK步枪和手榴弹的恐怖袭击者在繁华街区横行无忌，警方的应对既颟顸且虚弱，甚至孟买反恐机构的负责人也在交火中饮弹身亡。如果说，通过“月球飞船一号”和“塔巴尔”号护卫舰，人们曾看到印度的雄心与实力，那么，当前一日人们得知，“塔巴尔”击沉的并非海盗船而是泰国拖网渔船（甚至都没有去核实和救助），紧接着就传来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伤亡噩耗，人们又一下子看到了，这头庞然大物般南亚“白象”的浮躁和虚弱一面。

由于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地域矛盾、种姓矛盾痼疾难除，产业结构极不均衡合理，印度在近年来虽然经济上获得了出色的统计数据，军事上建立了庞大的武库，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非但未有所缓解，反倒更加激化，而对于此，党争激烈、步履维艰的中央政府显得应对颟顸，头痛医头，甚至一味掩饰，或简单推给“巴基斯坦因素”了事。对于社会积郁的不满和不安定因素，政治家们一面用催趱经济快车提速的办法稀释（却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一面不断向邻国、远洋甚至外太空展示“印度肌肉”，刺激民族情绪，转移社会视线。如果说，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度取得了一些效果的话，那么此番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鲜血，足以让每个最健忘者重新想起，印度仍是个内部问题众多的“泥足巨人。”

樊篱之内未安，疆场之外遑顾，孟买血案不仅对雄心勃勃的印度是一针清醒剂，对每个正在做着“大国梦”的新兴国家，都是最好的警示。

凤凰网    作者: 陶短房    2008-11-27 19:37:13

周三夜10点30左右，印度最大城市和商业、金融业中心孟买骤然响起阵阵枪声和爆炸声，据后来的报道，一群恐怖分子在孟买南区豪华的泰姬玛哈宾馆、奥布罗伊宾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孟买中央总站等至少7个重要地点，对密集的人群进行了“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袭击”，导致至少80人死亡，250多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称，一个此前毫不知名的伊斯兰组织“德干圣战者”宣称对此事负责，一些印度媒体也开始“例行公事般地”揣测其与邻国巴基斯坦是否有关，如此惊人的恐怖事件引起的恐慌则在这个南亚最大都市中蔓延，各种谣言不胫而走。

孟买是印度的经济和金融枢纽，南亚最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地位举足轻重，而印度又是“金边四国”之一，国力蒸蒸日上，防务实力更是其最足自豪的一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踌躇满志的印度领导人还忙着折冲樽俎，和G8的首脑们周旋，全世界还在认真地谈论，新兴的印度将在重建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印度人还在热烈地探讨自己的新导弹、新航母、核潜艇与战斗机计划，夸耀着对月球的首次撞击，兴奋地展示本国海军在索马里沿海反海盗的“赫赫武功 ”，希望让全世界尽快感受到印度“大国的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用兵于千里之外、耀武于九天之上的新兴大国，却无力保护自己最大都市的平安，这无疑会令印度社会产生巨大震撼和强烈不安。

类似的恐怖袭击在印度并非破天荒头一次。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近年来多次发生各类恐怖活动，造成过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今年9月14日，首都德里人烟稠密的中央购物区康诺特广场先后遭到多枚炸弹袭击，导致至少20人死亡、90人受伤；电子产业中心班加罗尔、西部城市艾哈迈德阿巴特、斋浦尔等重要城市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连环爆炸案，造成重大伤亡；孟买本身也遭到过更严重的恐怖袭击，2006年7月，在一系列针对上班高峰火车的炸弹袭击中，将近190 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就在前不久，据媒体透露，恐怖分子已公开威胁将袭击印度的重要目标，所谓空穴不来风，如此众多的预警、前鉴，本应让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做好防备。但此次通过CNN的实况播出，全球看到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孟买：装备最普通AK步枪和手榴弹的恐怖袭击者在繁华街区横行无忌，警方的应对既颟顸且虚弱，甚至孟买反恐机构的负责人也在交火中饮弹身亡。如果说，通过“月球飞船一号”和“塔巴尔”号护卫舰，人们曾看到印度的雄心与实力，那么，当前一日人们得知，“塔巴尔”击沉的并非海盗船而是泰国拖网渔船（甚至都没有去核实和救助），紧接着就传来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伤亡噩耗，人们又一下子看到了，这头庞然大物般南亚“白象”的浮躁和虚弱一面。

由于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地域矛盾、种姓矛盾痼疾难除，产业结构极不均衡合理，印度在近年来虽然经济上获得了出色的统计数据，军事上建立了庞大的武库，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非但未有所缓解，反倒更加激化，而对于此，党争激烈、步履维艰的中央政府显得应对颟顸，头痛医头，甚至一味掩饰，或简单推给“巴基斯坦因素”了事。对于社会积郁的不满和不安定因素，政治家们一面用催趱经济快车提速的办法稀释（却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一面不断向邻国、远洋甚至外太空展示“印度肌肉”，刺激民族情绪，转移社会视线。如果说，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度取得了一些效果的话，那么此番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鲜血，足以让每个最健忘者重新想起，印度仍是个内部问题众多的“泥足巨人。”

樊篱之内未安，疆场之外遑顾，孟买血案不仅对雄心勃勃的印度是一针清醒剂，对每个正在做着“大国梦”的新兴国家，都是最好的警示。

达赖的藏独本质和他与中国政府的谈判
DWNEWS.COM– 2008年3月31日1:49:10(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寒竹来稿／3月28日，位於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表了一封达赖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这封信写得理性温和，文情并茂。达赖在信中表示他既不希望破坏北京奥运会，也并不寻求西藏独立。达赖谈到：“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做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平心而论，仅就这封公开信的文字而言，它的确成功地表现出一个流亡僧侣的慈悲情怀和忍辱负重的心情。读到这种文字，人们难以不为之动情。但问题在于，事实真是象达赖讲的那样吗？(chinesenewsnet.com)
对于达赖要求对话的呼吁，中国政府的答复仍跟1979年邓小平对达赖代表提出的原则一样：只要不谈独立，西藏的其他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客观地讲，中国政府拒绝跟达赖谈判西藏的独立问题是合理的，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坚持领土完整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和达赖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中国政府说，达赖从未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中国政府不可能在西藏的独立问题上去和达赖谈判。而达赖则说，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他只是要求西藏的真正自治，中国政府竟然拒不同他谈西藏的自治问题。中国政府和达赖在西藏问题上各执一词，在国内外形成了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是，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达赖究竟是主张西藏独立还仅仅是主张地方自治？达赖究竟是要和中国政府谈保存藏民族的宗教和文化问题还是要谈分裂中国国土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其实，只要揭开表面的煽情文字看一看达赖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主张，事实非常清楚。达赖确实是一个坚持西藏独立的政治僧侣，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跟达赖谈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团和达赖的特使跟中国政府谈了不下二十次。仅从2002年以来，达赖的特使就跟中国政府谈了五次，但终因达赖坚持西藏独立，坚持分裂中国的国土而没有谈出结果。(chinesenewsnet.com)
先来看看达赖关于西藏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1987年，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这样讲到：“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於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未定国界，而是在於中共的非法占据西藏。这使中共可以直接进窥印度次大陆。中共当局试图混淆视听，宣称西藏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不对的。人民解放军於一九四九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共的侵略几乎引起自由世界所有国家的谴责，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例子。在中共继续强占西藏时，世人应该牢记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chinesenewsnet.com)
达赖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西藏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而今天的西藏仍然是被中国非法占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中国违背国际法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1988年6月15日，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演说宣称：“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强行侵略西藏。嗣後西藏就进入历来最黑暗的时代，一百多万西藏人民死於中共的占领。……. 每一个西藏人民都在祈祷国家早日完全恢复独立。数以千计的西藏人民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整个国家都还在挣扎。……….. 中国的领导阶层需要了解，对占领区进行殖民统治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事了。真正的结合或是结盟只可能在自愿而且对有关各造都有利的情况下发生。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chinesenewsnet.com)
达赖在斯特拉斯堡除了重复西藏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外，进一步强调，每一个西藏人都在盼望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应该让西藏和中国结成欧盟式的共同体，这就是说，达赖要求西藏和中国建立一种国与国的联盟关系。(chinesenewsnet.com)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读了达赖上述的文字，都难以否认达赖是要主张西藏独立。下面再来看看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跟中国政府谈判时要求的是什么。达赖和他的代表是要谈西藏独立的问题，还是要谈西藏自治中存在的民族和宗教问题？(chinesenewsnet.com)
从2002年以来，现任国际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董事会执行主席，也是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始人之一的Lodi Gyalsen Gyari作为达赖的特使就跟中国政府谈判了五次。从谈判的基本内容看，达赖在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不在语言上公开要求独立，而是改称西藏在1949年以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现在虽遭中国非法占领，但西藏流亡政府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要求真正的自治。这个说法跟达赖在公开场合宣称的一样。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必须要看达赖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从达赖的谈判代表Lodi Gyalsen Gyari所透露的内容来看，达赖不仅是要求西藏独立，而且还是要求一种有强烈扩张性的独立，其中有两点至为重要。(chinesenewsnet.com)
首先，达赖坚持由全体藏人建立一个单一的藏族政体，从而把所有的藏人统一到一个单一政府下，这也就所谓“大西藏”的主张。Lodi Gyalsen Gyari作为达赖的特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无论我们藏族被省界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分离，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其他人也承认，只有一个藏族”。“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告诉北京领导人，将所有藏人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条件下，达赖的特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一个横跨五省，占中国土地约四分之一的“大西藏”要求。(chinesenewsnet.com)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以民族血缘的根据来划分国际疆界还是划分国内地方边界都是荒谬和危险的。从国际上看，中国和新加坡在血缘和语言上都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但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以血缘和语言文化的根据去把另一个国家统一过来。从中国情况看，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大都混杂居住，没有一个省区是由一个单一民族居住。根据1990年的人口统计，当时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内的藏人大约为210多万人。聚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区的藏族人口也有210多万人，另外散居于其他地区的藏人约为40多万人。这一人口结构说明西藏境外的藏人数量超过了西藏境内。现在有人说藏族人口有600多万，但中国藏人居住的分布区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藏民族有一半以上是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川滇青甘等省。从藏人居住的地区看，传统上大致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个地区。其中的卫藏在现在的西藏境内以拉萨为核心，而有藏人居住的康巴、安多地区则跨越了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这些地区的疆土连在一起约占中国全部国土的四分之一。如果由仅占中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藏人在四分之一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单一民族政体行得通吗？为了保持“大西藏”是一个单一的藏族社会，这些土地上的汉族，回族将被迫迁出。达赖要求以民族和血缘来构成一个政体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荒谬的，这既跟现代文明社会的构成背道而驰，在现实中也没有可能性。(chinesenewsnet.com)
“大西藏”行不通是显然的，但这个“大西藏”跟西藏独立又是什么关系呢？达赖在向中国政府提出“大西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超出地方自治的要求，这就是要求中国军队从“大西藏”地区撤走，在包括西藏自治区全境，并跨越川滇青甘等省的“大西藏”建立一个“和平缓冲区”。达赖要求这个由藏民族构成的 “大西藏”内不能够有中国的驻军，这样一种“大西藏”难道仅仅是一种自治而不是独立吗？这个占了中国土地四分之一，但中国政府却不能驻军的“大西藏”还算是中国的领土吗？达赖口头上宣布不寻求西藏独立，但在实质上不仅要求独立，而且还把独立的疆域大大地扩展开来，这不比公开宣布独立更具有危险性吗？这样一种变相独立的要求能够和中国政府谈出结果来吗？如果这种独立的要求不放弃，中国政府还会继续跟达赖谈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讲的要求自治而不寻求独立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是想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对他产生同情之心，从而误导舆论。达赖确实是打“和平牌”和“温和牌”的高手，也确实能够误导一些不了解西藏情况的人。笔者谨希望人们在读到达赖对全球华人谦卑温和的公开信时，应该对达赖的政治主张和跟中国政府谈判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事实的真相是，达赖确实是一个主张西藏独立的政治僧侣，中国政府并没有拒绝跟达赖谈判，而是谈了很多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达赖坚持西藏独立。

 

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多维博客 » 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 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 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 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